文章节选自《红色征途》

谢绍明：革命烈士谢子长之子、科技部原副部长

问：谢部长，您是哪年上的自然科学院？
谢绍明：1940年，自然科学院一开学，我就去了。

问：开学典礼的时候，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
谢绍明：延安杜甫川，是我们自然科学院的校址，山上有几排窑洞，土窑洞。那个院子也不大，一个山窝里面这么转圈的窑洞，中间是一个院子，都是土 地。后来开学的时候我们大家一个人一个小板凳，还有一排木板。因为没有桌子，上课的时候往那个小凳子上一坐，把木板往腿上一放，就是我们学习的桌 子。当时是1940年的9月，秋天了，延安天气不热了，凉快了，挺好的。
问：当时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哪些中央领导？
谢绍明：我记不住了，只记得李富春专门来跟我们讲话，他是院长。
问：当时您知道延安自然科学院将来要学习哪些内容，学习哪些专业吗？
谢绍明：当时我去的时候不太知道，开学以后才说我们就学技术，出来要搞技术工作。我们开始去的时候是这样，后来才慢慢知道学这个、学那个，还有很多门类。我记得我们有个英语老师，我们还学一点英语。
问：那能介绍一下，当时你们住的窑洞里面都住几个人？
谢绍明：一个窑洞里面分两层住。土窑洞它不像平房，它是拱形的，上面搭一层铺板，里面弄上俩椽子，因为它是土窑洞，两个洞被一个木头椽子装上，然后弄些木头板子把它铺上，上面一层，下面一层，睡两层人。一层睡四五个人，一个窑洞就住那么七八个人，最多也就住十来个人。
问：课余时间呢？一般你们学习、生产劳动之外，业余生活有什么，唱 唱歌，打打球？
谢绍明：唱歌也有。我们一冬天洗不了澡，延安没有澡堂子，没有这些设施，但夏天可以在延河洗澡。现在延河没水了，可那时候延河的水很好， 只要不是下暴雨、发山洪，水很清、很好，包括领导，我们都在延河里面洗澡。 朱老总就和我们一起到延河洗澡，清凉山下面有比较深一点的地方，也有浅的地 方，朱老总的警卫员拉着马站在旁边，朱老总把衣服一脱，就跳到水里去洗。那时候我们男的女的分开洗，也没有什么游泳裤衩。洗澡以前，我们先在水里洗衣服，因为我们就一套衣服，没有多余的。我们干活出汗，身上都有盐的那种成分，游泳以前先把衣服洗好了，然后往旁边石头上一晾，再跳进水里洗呀，玩呀什么的。夏天嘛，洗完澡后，衣服也差不多干了，穿上半干的衣服就走了，我们洗澡大概就是这样。

　　另外也打球。那时候主要是篮球，也比赛，朱老总也打篮球。我记得在杜甫川的时候，我们西北局下面就有一个球场，西北局书记高岗也和我们打球。当时我们打球都赤脚，跑的时候就怕踩着脚。平时我们业余时间就是打球。还有，我们种西红柿、黄瓜，我们都去收拾，比如给黄瓜秧搭架，我们到山上去砍那个条子，那个条子要去嫁接，另外要给黄瓜打杈，给西红柿打杈，做这些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。我们的业余生活很愉快，像我们杜甫川有长流水，只要不发山洪，水不大。那时河里还有小鱼，现在没有了，河水被污染了。那时候我们在水里干吗呢？我们把衣服堵在河的下面，然后上面的人去赶鱼，往下赶，赶了以后，用衣服捞起来，就这么长的小鱼，指头这么长。然后我们把它洗巴洗巴，就往太阳底 下一晾，晾干了，平时就这么吃，也不炒，这样吃味道很好。

问：那时候经常唱歌吗？
谢绍明：唱啊，也举办唱歌比赛。那时候唱的都是抗战歌曲，各种抗战歌曲，像《黄河大合唱》，鲁迅艺术学院冼星海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就是那个年代的。
问：您在那里前后大概学了多长时问？
谢绍明：1940年，中间我还变化了一下，1941年把我调到青年干部学校, 准备要派到山东去，就是从延安自然科学院调到延安的青年干部学校学习。后来，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后，九十月秋收季节，中央做出决定，把延安的陕北公学、中国女子大学和青年干部学校这三所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，这是1941 年年底的事了，于是我又到了延安大学。到了延安大学后，1942年要整风了， 搞了没有半年，就又到了延安大学中学部。那时候我们青干校这个班都是从晋察冀各个根据地来的青年，其中还有写《保卫延安》的杜鹏程。
问：您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了有一年多，将近两年的时间，您觉得在这段 时间里面，学校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，有哪些收获和体会？
谢绍明：因为我是个陕北山沟里出生的人，我们那个地方很贫穷，我从小也没念书，从参加了红军以后，才学习识字，这教我一个字，那教我一个字，就这 么学，后来慢慢到了学校。刚才说1937年徐老第一次办学校时，我才到了学校， 开始学习文字，后来就学文化课了，这些都有了。到了自然科学院以后，就比较正规了，学的内容也好，老师也好，对我来说增长了不少知识。但是那个时候学知识，从我个人来说，倒也不是准备搞建设，而是准备打仗。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我是准备要到前方去的，因为延安还是后方，1941年把我从自然科学院调到“青干”，就是准备派我到山东那一带去的。后来苏德战争爆发了，结果我没走了，又开始学习，之后又搞整风。
问：您觉得在延安这一段，在您这一生当中留下了什么印象？
谢绍明：我们陕北很艰苦，虽然根据地保持了，但是中央到了以后，就更大了，所以这么一来以后，我就觉得学了不少党史，各学校都讲党史，不管是自然科学院也好，还是“青干”也好，特别是在青年干部学校时，专门给我们讲了两个党史，一个是苏联联共党的党史，另一个是我们党的党史。在这几所学校, 一个是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，另一个就是在政治方面我更成熟了一点。我觉 得在延安学校这几年里，对我来说，应该是奠定了我一生革命道路的基础。